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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U教主理查德·斯托曼语录评析

小撸按语:关于自由软件哲学,很多人看得云里雾里。其实只要将“自由软件”换成“公有化软件”或者“共产软件”,一切都明明白白。自由啊自由,多少极端分子假汝名而行!

几年前看过GNU官方网站的某篇关于“GNU哲学”的文章,为其中的荒谬逻辑哑然失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剖析GPL协议,发现了它的文法混乱和立场粗暴。我当时是真不知道,所谓GNU哲学和GPL协议几乎就是理查德·斯托曼一个人的“杰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GNU哲学GPL协议那么不堪一击,因为他来自同一个脑洞。

为了揭穿“自由软件运动”的偏激本质,有必要集中的评析一下斯托曼的言论。本文只谈斯托曼其言,不谈斯托曼其人,后者会有另文评论。

“自由软件”尊重用户的自由,并且尊重整个社区。粗略来讲,一个软件如果是自由软件,这意味着用户可以自由地运行,拷贝,分发,学习,修改并改进该软件。……我们支持软件用户的自由,因为我们坚信这是每个用户应得的。……(《什么是自由软件?》)

GNU开篇第一句就是“自由软件尊重用户的自由”,作为“分娩”软件的真正主人——开发者在自由软件运动中的存在感几乎为零。辛辛苦苦的绞尽脑汁,到头来还不如消费者的“自由”更重要,那生产者凭什么要那么辛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不尊重开发者的劳动成果,那就让用户们“自由的”喝西北风吧!所以咯,我们看到自由软件的数量跟“专属软件”比较起来只是九牛一毛,而且其中大部分跟专业的“私有”软件没法比。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GNU/Linux圈的奇特景观:“自由的用户”群魔乱舞,指点江山派头忒大,评头论足十分张狂。在这个世界里,不劳动不付钱的用户是大爷,吃力不讨好的开发者是龟孙子。龟孙子的名字和网站都不要频繁提及,因为那样会有“商业广告”的嫌疑,这在他们的世界里是触犯禁忌的。

与自由软件相反,非自由软件会操控它的用户,而软件的开发者则掌控着软件。(《什么是自由软件?》)

有时候读GPL协议,你会有一种用户和开发者是分不清谁是谁的错觉,然而他们将用户和开发者分的很清,尤其是在主张限制开发者权利的时候,开发者都是作为负面角色出现的。

用户可以自由地学习并修改该软件,以此来帮助用户完成用户自己的计算。作为前提,用户必须可以访问到该软件的源代码。……

用户可以把改进后的软件分享给整个社区令他人也从中受益。作为前提,用户必须可以访问到该软件的源代码。(《什么是自由软件?》)

两个“作为前提”的附加条件非常霸道。这里有3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用户为什么必须获得软件的源代码才能完成自己的计算?难道用户发现某个软件并运行它的时候不正是看中了它的功能吗?难道应用软件没有源代码就是没有功能的废品吗?

第二,为什么小白用户需要修改软件?通常应用软件都会实现各种功能,为什么还要由小白用户去钻研源代码自己修改?这里的“用户”到底是用户还是开发者?

第三,用户凭什么可以不经分娩软件的母亲——软件开发者同意而分享软件给“整个社区”?而且还必须附上源代码?

这么一分析,GNU的霸道面目昭然若揭,我能想到的也只有黑社会流氓才会这样野蛮粗暴。

自由软件用户会给予自由软件开发者赞赏——赏识和感谢——但是当有生意人告诉你,“只要让我们把你的软件包放到我们的专属软件里,你的程序就会被成千上万的人使用!”这可能非常有诱惑。诱惑虽然强大,但是如果我们抵抗得住,长期来看我们能变得更好。(《Copyleft:实用的理想主义》)

在《Copyleft:实用的理想主义》一文里,斯托曼展现出了他邪教教主的老练。文理貌似逻辑严密,但其实不堪一击,只需抓住一条主线就可以了:作者对用户的态度如何,对开发者的态度又怎么样。

这篇文章一如既往的对开发者表示消极和否定态度——比如搜这篇文章的关键词“开发者”,附近必然出现否定或贬义词。在斯托曼的眼里,开发者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能在用户社区里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精神上的“赏识和感谢”。对于开发者可能受到的所谓“诱惑”(很正当的满足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利益),教主用了一句煽动者常用的口头禅——“如果我们抵抗得住,长期来看我们能变得更好。”这种愿景的描述很能蛊惑一批容易被煽动的人,比如曾经年轻的我。我在青春期时就被共产主义远景蛊惑了很多年,后来才发现那是骗局。

考虑长远的更大目标会增强我们抵抗压力的力量。如果你把思想集中在自由和社区上,而社区是你靠坚定团结构建的,那么你就会找到抵抗压力的力量。“坚持,否则你会一事无成。”(《Copyleft:实用的理想主义》)

这些鼓动说服性的言辞,在xx成功学大师或者xx大法的培训手册里经常可以看到。不以确切的数据和实际的利益服人,而以愿景、情感、恐吓、道德绑架来影响人,是歪理邪说的共性。

如果“顽固的现实主义者”说利益是唯一的理想…只需忽略他们,并一如既往地使用copyleft。(《Copyleft:实用的理想主义》)

在斯托曼的理想里,每个人都应该以他为榜样,不纠结现实的利益,让社会变得更美好。但是奇怪的是,就在《Copyleft:实用的理想主义》页面的下方,我看到了这样的广告:“请通过以下方式支持GNU和FSF:购买手册和装备、 加入FSF成为会员、直接或者通过Flattr向FSF捐赠。”点击广告进去一看,产品价格都不菲,不仅如此,GNU还历来主张自由软件作者可以收费,一个主要的目的是“支持FSF基金会”。看来,斯托曼不仅也是需要钱的,而且其获取利益的途径也不见得多高尚,那为什么他对软件界的同行就心怀不满、满腹猜疑、不开源就死磕到底呢?为什么他从不考虑那些细分行业的软件开发者不可能玩着开源然后像他一样到处布道赚得出场费呢?只能说斯托曼这个人对软件界同行抱有太多的猜忌、心胸狭隘、自以为是!

使用SaaSS会造成和非自由软件一样的不公正:它们只是通向坏处的两种道路。拿SaaSS翻译服务举个例子:用户把文本发给服务器,服务器翻译这个文本(比如,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并把翻译结果发回给用户。这样翻译工作就是在服务器运营者的控制下,而不是用户的控制下。如果你使用SaaSS,服务器运营者就控制你的计算。这需要把相关数据委托给服务器运营者,而他们会被迫把数据交给政府—服务器终究为谁服务?(《自由软件现在更加重要》)

自由软件现在更加重要》这篇文章闹了一个笑话,斯托曼连SaaSS和SaaS都分不清,按照文中的语境,应该就是SaaS,也就是所谓云计算。云计算很早就存在,说白了就是能跟用户互动的网站,只是现在弄个新概念炒的很火。

在初步了解GPL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点:按照GNU这种逻辑,所有以php、jsp、asp语言编写的网站都是很可疑的,都是不“自由”的,因为用户无法看到php、asp、jsp源代码。果不其然,近些年他开始怼起了SaaS和js网站……可以说,需要生存权的软件开发者的足迹走到哪里,斯托曼抱怨的声音就会出现在哪里,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说斯托曼有偏执型人格障碍毫不为过。正常人使用谷歌翻译这样的SaaS服务,通常考虑的是这种免费工具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而不是背后的所谓安全问题。按照斯托曼的逻辑,把自己的坏车交给维修点,那就是维修工人控制了自己的汽车;生病了去看医生,那就是医生控制了自己的身体;去餐馆吃饭,那是厨师控制了自己的食物,因此这些都是不公正的。那我倒要问问: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值得斯托曼信任的呢?莫非什么事都要自己“自由”的处理??你斯托曼生下来还是不自由的呢,因为你无法控制父母如何造你。

还有“他们会被迫把数据交给政府”,这疑似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妄语有木有?

当你使用专属软件或SaaSS时,首先,你侵害了你自己,因为这给了别人不公正的权力来控制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应该逃避。如果你承诺不共享,你也侵害了别人。遵守这样的承诺是邪恶的,不遵守则邪恶得轻一些;但要真正地正确,就根本不要做这样的承诺。(《自由软件现在更加重要》)

上面这段话,用道德绑架的方式劝所有软件或web开发者参与技术分享。所谓“专属”,换个词叫“私有”。斯托曼劝导每个开发者的智力劳动成果都共享公有化。他不只是通过他的“哲学”给开发者和用户洗脑,更用GPL协议这种接近法律文本的方式将他的极端思想付诸实践,非常野蛮。

学校通过他们教授的东西,影响着社会的未来。他们应该只教授自由软件,以便使他们的影响带来好处。教授专利软件就是培育依赖性,而这与教育的使命背道而驰。(《自由软件现在更加重要》)

GNU斗士想把对专利软件的敌意观念渗透到教育行业中。然而,专利对科技创造和生产力发展发挥的进步作用不言而喻,斯托曼却恨之入骨。

所以,带专属软件到课堂是不允许的,除非是要把它逆向工程。(《自由软件现在更加重要》)

公然主张对受保护的软件进行逆向工程。

有些专属(非自由)程序,如Photoshop,很昂贵;另一些,如Flash Player,是免费的———但这些只是细枝末节。这两者都赋予程序的开发者凌驾于其用户之上的权力,而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力。 这两种非自由软件还有一些共同点:它们都是恶意软件。就是说,它们都带有损害用户的功能。当前的专属软件通常都是恶意软件,因为开发者拥有的权力被滥用了。(《自由软件现在更加重要》)

上面这段,第一句话就含有对开发者的恶意:产品太贵自不必说,就算免费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源代码没有公开,那就有阴谋。

“这两者都赋予程序的开发者凌驾于其用户之上的权力,而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力”,这种句法是文棍最喜欢用的。先不管三七二十一给对方贴上“欺凌者”的标签,感染观众的情绪,然后将对方划入到敌人的阵营,号召大家都去打倒对方。然而,对方可能只是衣服穿得比较好看而已,并没有这个文棍说的那么坏,而且用户与Adobe的关系是正常的平等的买卖关系,没有谁强迫谁,Adobe从来都是按照市场和法律准则来行事的。

接着,斯托曼嫌不过瘾,根本不加以考证就莫名其妙地直接定性了——“它们都是恶意软件,它们都带有损害用户的功能”。

不仅要定性,而且还要用一个副词“通常”来划定一个超大的范围。换句话说,几乎所有软件(包括带有互动功能的SaaS网站),都是恶意软件。斯托曼这一棍子打翻Windows、MacOS、iOS、Android等平台上绝大多数软件和web开发者,他可爽死了。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种文法在文革时期经常用到,将一个“坏人”打倒只需捏造一个罪名,然后无限放大、无限拔高。斯托曼就是个好斗的革命狂人嘛!

即使专属软件不是完全的恶意,其开发者也有动机使之容易成瘾、有控制权和受操控。你会说,就像该文章的作者一样,开发者有道义不那么做,但是一般他们都会被利益驱使。(《自由软件现在更加重要》)

革命狂人斯托曼对软件开发者只有赤裸裸的猜疑,你看这“即使……也……”的句式,不留情面,所有需要保护源代码、防止侵权的专属软件开发者都成了他心目中的可疑对象,在他的眼里,开发者的原罪是“利益驱使”。正当的“利益”竟然在斯托曼眼里成了“罪恶”的根源。这也太极端了!

子曰“六十而耳顺”,难以相信一个像斯托曼这么大年纪的老人竟然还这么不开化。

堂吉诃德在一次出行中,将转动的风车当做妖魔怪兽,便不顾一切冲上前去,同“妖怪”搏斗。如果说斯托曼就是软件界的堂吉诃德的话,那转动的风车就是广大的开发者。风车是因为风才转动的,开发者是因为“利益驱使”才走向“罪恶”的。风是自然规律的体现,而人要活下去就得需要物质利益也是一种客观定律。斯托曼对抗的其实是客观规律和定理,他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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